五月的上午阳光晴朗，炎热而滚烫的灼烤着监狱车牌工厂的屋顶，这大好的阳光将空气烫的有些扭曲，哈德利骂骂咧咧的带着我们找了个不大的阴凉地方，在坐下的那一刻就解开了领口最上方的两枚扣子。
“这见鬼的天气！”他高声叫道，“为了翻修屋顶，典狱长特地查了天气预告，从今天到周末，一个星期都是大晴天！”
我默默为俄亥俄州的农民们担忧了那么一秒，麦德去买了两包烟和几瓶冰水回来，一包进了哈德利的口袋，另外一包我们几人平分，一名叫杨勒的狱警借机凑过去给哈德利点火：“最近发生什么事了？长官？你看上去很生气。”
“当然，托这狗屎天气的福，”他毫不客气的深吸一口烟，用鼻子吐出烟雾，薄薄的烟几乎要打在杨勒的脸上，“我太太要带孩子们去游泳，该死的，天知道我只有两天的假期，还要开车去载着他们去什么——洛克菲勒公园去玩？”
“小孩儿们都是爱玩的，多跑跑对他们有好处。”麦德笑着接下了话头，他吐烟的方式要比哈德利弱气一些，没有那么盛气凌人的将头偏了偏，以免吐出来的烟雾被微风吹到谁脸上：“我的孩子们也很爱跑，在夏天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滚上一身泥回来，把自己从头到脚弄得个黑人一样肮脏[1]，但入了冬之后他们一个个都很结实，健壮的像头小牛犊。”
哈德利从鼻子里重重的喷出一些空气，不知道是表达赞同还是反对，麦德见好就收，话锋顿时一转，“不过大多数女人就是这样，有了孩子就会疏于考虑丈夫。”
我这个还属于没有老婆的男孩儿就这样猝不及防被踢出了讨论队伍，但他们保留了我的旁听权利，且似乎每个人都乐意偶尔来指教我几句人生经验，有些较为年轻的狱警会教导我：“对你夫人好点儿，只有这样她们才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做饭而不是在你的饭菜里下毒。”而更多的年纪较大的狱警会啐他这话说的荒谬。
“她们绝对没这个胆子！那些女人只敢在你把巴掌扬起来的时候哭叫！”哈德利把烟蒂丢到地上，用皮鞋鞋跟捻灭烟头，不屑一顾的说：“听着，小子。娶什么上过学，性格好，会做饭的女人都不如找一个胸-大的强，至少手感够好。”
这略显下流的笑话让所有狱警都笑了起来，我叼着剩下的半根好烟，眯眼用笑的姿态望着轻烟袅袅的消失在空气里。
我不认同他们此时此刻的每一句话，但比起去费力不讨好的矫正，我更乐得当个冷眼旁观的看客。我在心里一年一年的数着时间，今年是1949年，距离2020年还有七十一年。如若他们有幸长命百岁，将在漫长的余生里看见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世界日新月异，迥然乎如今。
他们的儿女这代或许还为时尚早，但当孙辈乃至于曾孙辈诞生，当那些姑娘们可以在沙滩上穿着比基尼挥洒青春舒展身体，又在课堂上充满自信的将他们或许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知识脱口而出，如今还在满嘴轻视的青壮，却已经成了嚼牛排都成困难的老人。
不思进取，妄下定论者将被时代淘汰。虽然我有如此称得上倨傲的念头，但我还记得某本英文名著开篇的那句话，“Wheneveryoufeellikecritiganyone,justrememberthatallthepeopleinthisworldhaven'thadtheadvahatyou'vehad（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1]”。
我站在时代的肩膀上，我早已预知结果，因而可以以一个轻蔑的高度去低头俯视他们此刻的任意一句言辞。但我也因此，只能缄口不言。
在觉得他们的聊天内容无聊时我就会去不着痕迹的看那些正在工作的犯人们，或者坦诚一点的说，主要是在看安迪。犯人们把□□架在平顶建筑物旁边，然后开始以人龙把一桶桶热腾腾的沥青传到屋顶上，那些沥青上的空气稀薄而扭曲，呈现出可怕的高温。
我提心吊胆的看着一桶桶沥青被运上屋顶。安迪的运气不错，被安排在了在屋顶上面铺沥青的岗位，避免了被沥青浇上一身的危险，但也要因此而直面烈日的暴晒。
汗液顺着他的鬓角和额头淌下来，蜿蜒过脖颈，舔-舐过被晒得微红的肌肤没入白色背心，单薄的白色劣质棉布下，男人薄薄的，线条流利的肌肉随着工作的动作一起一伏。而当白背心逐渐被汗水打湿黏在身上，这线条更加明显的透露了出来，他的鬈发边缘被阳光镀了一层金，让我联想到了传说中马场那些活泼健康的小马驹。
有那么一瞬间，在晃神的刹那我把自己当成了骑手，大约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待得太久，连思维也被带的开放了不少，在我回神的那一刹那，我惊悚的发现自己竟然在幻想去吻安迪身上微咸的汗珠，或者恣意的纠缠他，亲吻他，让他的那些汗水为我而流。
……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变态。
“我的表哥在十四年前到德州去，自此音讯全无，全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真是一大解脱。但是一星期前，有个律师从奥斯汀打长途电话来，说他四个月前过世了，留下了差不多一百万美元的遗产，是搞石油生意发的财。”哈德利忽然大声嚷道：“真难以置信有些笨瓜有多走运。”
我感谢他打断了我对于自己疑似是个变态的深切忏悔。随即就听麦德问道：“那真不幸，老兄……不过他的遗产要怎么分？”
“……？”我再一次为美国人说话的直来直去深感震惊，但哈德利对此则接受良好，男人皱着眉，粗鲁而又不爽的说：“他留给了缅因州老家每个还活在世上的家人每人三万五千美元，但你知道的，这相当于我们还要缴纳一部分遗产税！”
托之前跟安迪学习的福，我知道美国的遗产税相当之高，超过两万美元就要高达49%[2]——这相当于哈德利要向山姆大叔缴纳近乎一万八千美元的税费，最终进到腰包里的还不到两万美元。
他陷入了懊恼的沉默中，仿佛他继承这三万五千元真是件倒霉透了的事情，我和麦德隔着哈德利低下的脑袋对视了一眼，谁都不打算率先开口去触哈德利的霉头。
安迪原本正在十五英尺外用一根大刷子刷沥青，这个距离使他能够清楚地能听到狱警之间的对话，这也是打他们上来后，我一直保持沉默努力使自己边缘化的原因：无论如何，至少我不想让安迪看见我趋炎附势的那一幕。
然而就在这片沉默中，安迪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没能想到的举动。他把刷子顺手扔到桶里，然后坚定地，平稳的，走向了我们聚集着谈话的地方。